毛泽东与陈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时，曾遇到以王明、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与“左”倾错误进行斗争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命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据说，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实事求是”。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的注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说的是，研究学问要注意掌握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其本义只是指治学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学风。中国人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的语言，赋予它以新意，上升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它是思想的根本点，是思想活的灵魂中最基本的东西。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的是陈云。早在1938年9月，他在“抗大”讲授干部政策时，就明确指出：“对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1940年8月，他在领导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的工作时，亲笔起草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审查干部的总结。这篇总结后来被收入主持编辑的整风文献《六大以来》。在这篇总结中，陈云又十分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他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提出了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比较，例如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

陈云仔细听取了两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和各自陈述的理由后，又找了熟悉情况的专业人员征求意见。他了解到，汽车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方向盘在右边，适合于左侧行驶；随着汽车业的发展，方向盘改到了左侧，适合于右侧行驶。他同时考虑到北京、天津及关内各大城市将要相继解放，为避免将来发生更多的纠纷，应规定车辆右侧行驶。作出决定后，陈云随即在军管会上说明了理由，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这一决定作出后，由于在思想上已经取得了共识，因而在实施中也很顺利。从而也就证明，这一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后，根据新情况和事物的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既不是主观臆造的，也不是照抄照搬解放区的陈旧做法，因而它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

为反对教条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提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

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他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为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的着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

陈云指出：交换是为了更全面的认识事物，比较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他说：比较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加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事实正如陈云所说的那样，凡是由他主持制定的方针政策，无不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及交换、比较、反复以后才出台的，因而也就都能经受得起时间和实践的反复检验。他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

1981年3月，陈云在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意见时，回忆说：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大好，把的主要着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更是全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模范和代表。1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就明确地指出：“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进一步对实事求是一词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全新的解释，规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1942年，他给中央党校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

陈云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幅布的，就要差一点。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

陈云进一步解释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相互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役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在实际工作中，陈云经常用简单浅显的话语来说明辩证法的深刻道理。比如，他在讲到经济的发展速度时，用“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来说明发展经济不能简单地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应当按照综合平衡的要求，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处理努力工作和保护身体的关系时，他经常用“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多做少活就是少做”来说明要处理好工作与身体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曾称赞说：陈云管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

为了做到能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陈云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在反复考虑、充分比较后再提出适当的方案。沈阳解放初，他对汽车应靠左侧行驶还是右侧行驶这一争论的解决，就是在充分调研、反复比较后才做出的。当时，一些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的解放军及军管人员的司机习惯于左侧行驶，汽车司机又多是青年或转业军人，习惯不易一下子转变过来，因此一些领导人也主张靠左侧行驶，认为如规定右侧行驶，很难行得通，而且纠纷必然会增加。另一些领导人、尤其是负责公安工作的领导人则主张靠右侧行驶，理由是沈阳及关内国统区的汽车均右侧通行，接管沈阳后数千名交通警察一般都是留用人员，他们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如改为左侧行驶必将引起混乱，导致纠纷增加。双方争执不下，以陈云为主任的军管会开会讨论了两次都没有解决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必须立即解决。

陈云强调说：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