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阳光

“心情好一点没有？”

“什么？”我回不过神来似的问。

她轻轻一笑，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低下头去写她的作业。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的这种习惯的，她一向不重复自己的话。我看她的教科书用风景照的挂历纸包着，上边蓝天白云，青草地点缀着丁香花，还有几间红顶小屋，活像玩具。有人走过去，也有人走过来，她全不理会，只自顾自地写作业。有她坐在对面，我简直没法做作业，一会儿看看窗外的树，一会儿看看坐在角落里的图书管理员，一会儿看看长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她总是一副安分的表情、一种安分的动作，叫我忍不住喜欢坐在她对面、跟她说点什么，随便是什么。

我忽然对一些从前不怕的事怕起来了。比如，怕碰到王海燕。再比如，怕回家。

家里永远有爸爸和妈妈。不知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他们近来心情比较好，反正他们最近对我特别和气，一会儿秦庾要不要这一会儿秦庾要不要那。他们对我和气当然好，不过他们这种和气——不知为什么——好像一种对待客人的客气。比如，我早上理理自己的床，妈妈会猛地窜过来说：“我来我来，你去上学吧。”这多怪，平常么，我的床总是我自己理，爸爸妈妈打从我七岁开始就竭力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怎么到我这么大，反而反悔了呢？我就抢道：“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可妈妈居然说：“小孩子要听话，快去上学。”咦，平时我赖着不做家务，她才说我“不听话”，今天怎么反了？我没有办法——她是我妈，反常我也得忍着点——就去理书包、换鞋子。我站在门口系鞋带，妈妈又不舍得我走似的，问这问那，问我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有没有测验……天晓得，最近我顶顶恨讲学校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一点敷衍她，她却突然说：“咦，你怎么还不去上学？”不是她有事问我吗？我答应一声，要走，她又想到什么，又要问我了。这可真没完没了。再比如，我们一家人在饭桌前吃晚饭，总是我吃不下，他们两个胃口很好地扒饭，想把我在学校里的事情当成下饭小菜，前言不搭后语地问我这问我那，差不多连我们教室里有几把扫帚都想问问清楚，我快给他们那种友善的语气给逼疯啦。

我宁愿他们像过去一样，根本不管我的学习，由我自生自灭。爸爸看报纸，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妈妈看台湾言情片，爸爸反对妈妈看台湾言情片——我呢，我是最最模范的儿子，他们除了供我吃饱穿暖和零钱之外，半分心也不用操。

“我只碰见你两次啊。”

“我只来过两次啊。”

不知为什么，听了她这句话，我马上在心里起了一股幽微的兴奋。我把伸在桌子洞眼里的手指拿出来，摸摸那个洞光滑的边缘。我看到自己的钢笔笔套放在洞旁边——我一向用惯了钢笔的，因为从小家里就找不到钢笔以外的笔，我想大概是我冒傻气的爸爸想借此证明自己的爽快、干练、科学性和不赶时髦的稳健（其实么，不过是枝钢笔而已）。

她这个人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健谈，而且对自己不健谈这一点还挺心安理得的。我听过一种数学公式式的说法，说什么一个人要是不肯开口讲话，那他不是头号天才就是头号大傻瓜——老实告诉你说，像这种说法可千万别上它的当，很简单，要是那人生就是个哑巴呢？更何况这儿的这个吉吉，她不讲话，既不因为她笨，也不因为她聪明——她不说话，我估摸着只为了一个不为什么的原因。唉，老实说吧，如果她跟王海燕那样夸夸其谈，那我这会儿早不在这里了。

“我说，”我又没话找话，“你在几班？”

“你在几班？”她反问道。

“高二（3）班。”

她望着作业本微笑，带着一种对我在高二（3）班这件事相当满意的模样。

“那，你在几班呢？”我怕她忘了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一遍。

她飞快地瞥我一眼——那么快，简直连头也没抬，不知怎么就是瞥了我一眼——随后问：“你知道我在几年级？”

唉，我想知道她在几班的那点小兴致，蓦然就飞啦。有些事可真蹊跷，就好比我的这点兴致，不知为了什么就飞得无影无踪啦。我的心境又开始坏起来，像我头一次遇见她那会儿一样。我很埋怨她——永远只有我告诉她的份儿，而她总是一样也不肯告诉我，她总是问我，问我这问我那，可问的时候又抱着种“说不说随你”的态度，倒好像我这个人压根儿是个把戏。哼，要不是她提醒我，我还真忘了，我这人可不压根儿、压根儿就是一个混账的把戏，非要把什么都告诉她，还由着一帮土豆似的家伙举手表决处分我——我这个把戏，个子还挺高，年纪还挺大，我还有个名字哪。嘿，我忽然发现自己简直跟李老师躺在公墓里的儿子差不多——他长年累月地躺在那儿，让人家从他身上踩过去，每年还有人去看望他，放点儿花、点炷香、摆几个菜什么的。这事儿真荒唐，去看他的人都是些心肠很好的人，可都活得太兴头啦，忘了他压根儿不要吃什么菜，忘了他两个眼眶里深深的全是烂泥巴，嘴里也是，耳朵里也是，鼻子里也是，总之，他都成了个泥人，他们还要他吃菜，他早没名字了，他们还叫他那个混账的名字。他一直在想、一直在等，可他们不相信他在想、在等，因为他等的并不是他们，他想的也不是他们想的那些个冒傻气的事儿。不过，他至少还躺得安分，不像我，晚上睡不着，还非得起床站着，樊斌把我说的话当下流小调处理，妈妈不许我理自己的床，王海燕要我告诉她不知什么可怕的事，随时随地有人从我身上踩过去，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围着我成年累月地举手表决，青春期的老师追着我写劳什子的检讨——可是，天知道他从来也不读，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告诉你吧，”我想得气起来，情不自禁地开口说道，“这可真是颠倒错乱！”

吉吉带着点吃惊的神色抬头看我——接着，我注意到，阅览室里所有的人都带着点吃惊的神色抬头看着我。

“你是对我说吗？”吉吉若有所思地观察了一会儿我的脸色，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是——不，其实也不是的。我是——”我是对自己的表现十分羞愧，并且我其实拿不准究竟是不是对她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好吧。”她又没笑，又没不笑，眼睛那样透明地打量我，声音也是透明轻盈地在空气里面，“不管怎么样，也不管你是对谁说，请你轻一点。”

“我可以出去。”我心情很差地赌着气说。

这时，她说了一句话——她早就该说这句话了，她说每句话都像在说这一句话。她说：

“随你的便。”

我明白，我早明白。她说的一切一切，其实都是这一句话：随你的便。她这人就这样缺乏意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确信自己能够从她坐的地方走过去，毫无阻拦、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事实上我真该那么做，要是我真那么做了，也许可以省去许多烦恼。

可惜我没有。她说完她的话，就开始理东西准备离开。在她理东西时，我一动也没动。我气死啦，我气得动不了啦。我就是被她这种倒八辈子霉的做派气得发疯——我走，她说你走，我说，她说你说，我问，她也问，她随我干什么，可她什么都知道，她还挺理所当然。她整个人那么透明，那么轻。她理着东西，不看对面气得要死的我，却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话——她说话声音很轻，声音透明地飘浮在空气里：

“你心情还是不好。这可不怎么样。我告诉你吧，你这样没用。你别以为你生气、跟你自己过不去，就算惩罚了别人。你生气，随你的便。大家都那么好，凭什么为你变得不高兴？你表现要好一些，否则没人救得了你。”

她一股脑儿地说话，说的话每个字都叫我气得发疯。我看她理完东西，抬头随随便便地望着我，眼睛里是一片透明，让她身后的东西全闪起一种光。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说，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目的，反正你自己得让你自己好，否则——随你的便。”

我无法相信，吉吉说完她的“随你的便”之后，就径直走到门口——在老地方、同一个时刻、同一个情景，她忽然站住，头微微一低，随后猛地转过身来，优雅而轻巧的动作使得她的衣角自由自在地飞扬了起来。她带动着周围的空气，在正午暖洋洋的阳光中，形成了光彩熠熠的金色螺纹线。她调皮地把手背在身后，露出手里一本书的粉色边缘，接着出人意料地莞尔一笑，飞快地回头走掉了——她走路的样子飘飘欲仙，叫人忘记她用脚走路。

她刚才站立的地方，正午的阳光缓缓流动着，螺纹线已然消失，可空气仍旧闪闪发光。

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那些话是她说的。她透明的眼睛、她透明的声音、她坐在那里安分的动作——可她却说了那样一番话！好像我是一个孬种。可怕的是，我认为她有道理！世界那么大，难道没有比我更混账的人吗？也许我早该承认自己是个孬种了，我自己常常这么称呼自己。从小我就是这么回事，我把猫咪叫做“针筒”，因为它老抓我——现在我当然明白，它抓我是因为我惹它惹得太过分，可那时我就一味地把它当成不讲道理的混账东西；我把“针筒”放到书包里，想要带它上街，为了好时时观察它，我把书包翻过来背在前边，猫咪和我的肚皮隔着一层牛津布，热乎乎的，不停地动，动得我肚子痒兮兮痒兮兮——其实那个时候，街上的大大小小肯定把我当神经病处理，可我还不知道。“针筒”走丢了也好，要不然，说不定我一直到现在还跟傻子似的把书包往前背着，活像个倒霉的孕妇。瞧我都干了些什么呢？吉吉说得真对。只是我决不能承认她对。我不是有意要这样的，我不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只有白痴才会有意跟自己过不去。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走出阅览室，一个劲儿地冲自己说“我不是有意的”，我说得如此陶醉，眼睛都快闭上了。为了不让眼睛真闭上，我从一扇挺脏的气窗那儿往楼下望，看到一个家伙正骑车打楼前的空地经过；那人极胖，却骑了辆特小号自行车，嗨，模样可真精彩，我赌一块钱：你就光看得见他那硕大无朋的肚子绝对看不见他的车轮子。我很带劲地瞅着他，忽然想到“针筒”走失的另一个理由。我想着，要是它被抓去，真格的给抽了筋扒了皮做成没人要的猫皮大衣，那也算安全了，否则它在马路上溜达的时候，被这个胖家伙用特小号车轮子碾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真该承认自己是个大孬种，我讲的笑话连我自己都不认为有针眼大的地方好笑。樊斌那人虽然又低级又下流，可说出来的话至少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扯着嗓子笑，别人越是不笑，他笑得越起劲——他这种人完全和人家反一反，我发誓，他的心脏一定长在右边。

我可烦走路啦，老实说。我百无聊赖地往教室那儿走，经过办公室门口，碰到李老师正巧走出来，我被她截住啦！我真被她截住了。她一见我就说：

“秦庾，我正找你。你进来一下。”

唉，我懂。要是我在哪儿碰见她，她一准说“我正找你”，好像她一生下来就在找我，一直找到现在似的。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热情的老师，我也知道她这年纪的人比较喜欢我这种看上去文明礼貌的男生——瞧，我又说“她这年纪的人”了，上回我发现她和我妈一样大的时候，整整为我妈骄傲了三天三夜，跟李老师比起来，我妈活像个长生不老仙，难怪我爸这么喜欢他俩那血淋淋的爱情——可她不能老找我呀，尤其在我作弊之后，一看到她我就低头，她却像没事人一样。人到了她这种年纪，也许都那么会装蒜。

我于是跟在她身后，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坐着另外一个化学老师——他是个男老师，长了个尖尖的秃头，戴副黑眶眼镜，看人时自下而上，十分威严。他教的是五班、六班，据那几个班的人说，这老师是真叫严格，可惜他的姓把他的威风抵消了一半：他姓花，学生叫他“花老师”的时候，总是有意地拉长声调。他孤零零地占据着正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我走进去时，他抬起头，自下而上把我瞅了一遍，心里有什么老大的气似的伸出手取过茶杯，威风凛凛地啜了一口茶，与此同时还是不放过我，死死盯住我，盯得我头皮发毛。我尽量不去与他的目光打交道，跟着李老师走到她的桌子前面。

李老师坐下了，挺和气地吩咐我也坐。我听她的，乖乖坐到她身边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放在紧贴李老师书桌的桌前，不知该是哪位老师坐的——看上去大概是个年纪轻的女老师，布置得很干净。李老师对我进行谆谆教诲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分出点神来打量一下这张书桌。

李老师并没什么要紧的话说，无非是要我好好复习，争取期末考试考好，会考也考好，不要再弄出什么是非来——我可真不希望她仍然这样关心我。我偷眼打量着面前这张不知是谁的书桌——桌子左角放一摞作业本，还有生物教科书，右角搁着个玻璃制的花瓶，还插上一朵红玫瑰，日子长了，玫瑰不新鲜，花瓣边缘显出焦黑来；中间按惯例摆本台历，忘了翻，还是昨天的日期，空白处写着：大鸟生日（我兀自好笑，不知这位了不起的“大鸟”算何方神圣）；玻璃台板下边压着几张照片，有集体照，有两三个人的合影，也有单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位眉清目秀的是五班、六班的生物老师，也该是这张桌子的主人了；除去照片，还有一张周海媚的海报占了显赫的位置，触目惊心的；书桌的抽屉关着，可是有张纸的边角露在外面，是关抽屉时不小心弄出来的，看得出写着“大体上”三个字——大体上什么呢？我就是砸烂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你们这批学生，高三就马上分班了——你三加一加什么，想好了吗？”

我正为“大体上”这个悬念苦思冥想，却被李老师的问话打断了。“加——”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化学。”

李老师不知怎么，现出十分欣慰的样子，说：“咦，你不好意思什么？”

李老师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就是个相架，夹着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她在玻璃台板下边压的也全是她那位可怜的儿子从小到死的照片。我就怕她这一手，我就怕她看着我的时候，眼光里老像在说：唉，要是我儿子不死，也正好是你这么大呀。一个人如果倒霉，就是这样——全世界有上亿个我这么大的男生，可李老师偏偏认为我像她儿子！我干吗要像她儿子？像她那个满身泥巴的儿子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有父母，我活得好好的，可我非得像她的儿子，这多不公平。

我决心不考虑这件事。趁着李老师发表议论时，我可又一心一意琢磨起“大体上”三个字来啦。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猛地一句话跳进了我的耳鼓：“时间不早了，去准备上课吧。”

这以前我始终昏昏沉沉的，对李老师的话嗯嗯啊啊，一心琢磨着“大体上”，也没注意别的老师出出进进，一听这句话，我“腾”地蹿起来——我怕我蹿得太猛，那个威风凛凛的花老师又抬头自下而上打量了我一番，接着用红笔在面前的一本作业本上写下什么，像给我这个动作打分似的。我自己觉得刚才太心不在焉，有点对不住李老师的一片好心，就看看她冲我仰起的脸——她仍然坐在椅子上，虽然已经说了这么些，却似乎还有话要说。我看着她，想不出该不该说话，不知不觉叫了声：

“李老师……”

她笑笑，伸手拉拉我的衣角，真像个老奶奶。嘴里说：

“用功点。”

我使劲点点头。我那么使劲点头，其实不为别的，只因为我那劳什子的心坎里，忽然涌起一股该死的感激。李老师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不想伤了她的心。我记得作弊被抓住之后，我和樊斌两个人留在教室里面等待查办，李老师跑进门，一径来到我跟前，劈头一句话就是：

“你昏头了，你！”

对，我可不是昏头了。我不想伤李老师的心，可还是伤了她的心；我不想骗爸妈，可我还是不能不骗他们；我不想这样粗暴地对待王海燕，可我还是忍不住厌烦她——我可不是昏头了。不过我自个儿琢磨着，我昏头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我压根儿从一生下来就昏头昏脑。但我保证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教室里的气氛紧张不到哪里去。大家好像都不把会考放在心上，反而对再下个礼拜的期末考试存着点小心。今年会考制度又改了，变成以及格不及格论处——那总该及格的喽。

要是在近期末的时候，考试的气氛不怎么浓厚，那么学生就是另一种面目。放假之后的日程可以提前来讨论讨论。据说，刘亚伟又计划到外地去进行他的什么“探险事业”了。刘亚伟这种人，平时看看真是愚蠢到家，说出来的话没劲透啦，一张嘴就是一模一样的字——他倒确实在说不一样的字，可听上去全像一个字——不过话说回来，他在旅行这件事上可真了不起！他曾经沿着长江，走遍了南京、九江、宜昌、三峡、丰都、重庆、宜宾，也曾经打从京沪线一路北上，游历了扬州、徐州、天津、北京，接着再往北到了承德，到了沈阳、哈尔滨，一直闯到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边远村落；他一说起关公庙、白帝城、徐州的古战场、承德的避暑山庄，就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精彩得让人忘记到底在听哪位傻帽儿讲；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路上怎样遭抢、怎样精打细算、怎样过缺这少那的日子——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用信用卡的人；他这个暑假里好像打算沿着黄河扫荡一番了——唉，济南、开封、郑州、洛阳……这些地方，倒霉的我压根儿连想也不敢想。所以说，我就佩服刘亚伟这一点。能量超常的赵鸥今年夏天要去参加钢琴演奏的十级考试了，好像还要准备考toefl。梁守谦早、中、晚的补课日程已是水泄不通。樊斌自说自话什么“准备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游戏机房里”——傻帽儿话，亏他说得出来，傻到家了，他大概还以为自己幽默得要命呢。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我只希望劳什子的王海燕别来找我，让我静一静——我得找个地方避开她。我可真怕她，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她对我很关心，绝不可能吃了我，可我倒宁愿她有吃我的心。

樊斌本来正在讲台前晃来晃去，左手拿本生物书，右手摇着把扇子，看见我进门，他马上凑上前来，一迭声张狂地问：“选什么，到底敲定了没？”

“什么选什么？”我一眼看到他就烦心，故意装成听不懂。

“三加一选什么呀。”

“你选什么？”我反问道。

他一摇扇子，两眼往上一翻，得意洋洋地说：“你选什么老子选什么。”

千万别这样！千万！千万！

“我还没决定。”我说着赶紧逃到座位上。

他死缠烂打地摇着扇子跟了过来。我对他这种无赖简直腻烦透啦。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肯定要说：“得了。”我真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种人。他明明知道我讨厌他、不愿意回答他的问话，却偏偏死气白赖地缠住我要我说这说那。他这类毫无自知之明的做派，其实也实在叫人佩服。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我没有表现得对他如此腻烦的话，他压根儿不会赶在我身后唠叨个不停。可我没这倒霉的涵养，一看到他我就浑身没劲。

“得了，”他跑过来，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到我课桌上，把我的书角都压皱了，果然说，“你是不是加化学？”

我最讨厌他这种亲狎的语气，好像我跟他有什么倒八辈子霉的关系似的。他凑得那么近，我连他牙缝里的菜叶都看得一清二楚，恶心透了。

我没心思去理睬他，他也不生气，反而凑得更近地问：

“是不是？是不是？”

我气疯啦——我老实告诉你说，我可真气疯啦。有这么一种人，他的好脾气、好耐性，不会令人愉快，倒是招人讨厌，樊斌就是这种典型。我一气，开口就说：“你别老问我。你还是去问问你的长腿妹妹吧。”

他居然又好意思说那句话：“我的长腿妹妹就是你呀。”

我可不是想揍他。不过，他说完这句话倒出乎意料地走了。我松口气。同桌董智威靠在我耳边小声说：

“你怎么这样刺激他？”

我笑死了——明明是他刺激我嘛。

“你呀，以后少对他提什么长腿妹妹。”董智威接着说。

“为什么？提不得吗？”

“你不觉得他不爱听吗？他根本没什么长腿妹妹嘛。”

“那个女生……”

董智威笑笑，答道：“那个女生会喜欢他吗？那个女生压根儿不认识他。她上次是替张老师来叫他去老师办公室谈话的。”

我诧异地看董智威一眼，又看走过去的樊斌一眼。我从不知道樊斌这混账过得这样尴尬——难怪他要死气白赖地缠着我这种倒霉蛋，也是我该。可是他也不一定要搞得那么傻，真叫人看不起——你不认识人家，你就不认识人家呗，干吗装出一副和人家有祖上八辈子关系的样子，多恶心！不过，说起来，也是我们自个儿乐意看他那种蹩脚的邪魔外道。

嗨，我想着，这些事儿实在怪怕人的。原来我身边的人压根儿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不是我瞧上去那样。我这么一想，满眼看上去都是离我极远极远的人。说不定去告我作弊的人就是董智威呢！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哪回事？他离我十万八千里远，我怎么知道他？

可他又怎么知道我呢？别人把我看成什么模样，我可摸不着头脑。

我掉头打量了一下董智威——没错，他在初中里就坐在我前排，现在又是我同桌，我还以为对他可再熟悉也没有了。过去我常常笑话他那两颗硕大无朋又远隔千里的混账门牙。可是，我忽然恐怖地想到，说不定他这两颗门牙压根儿是假装的呢？

前面几排的赵鸥，她会弹钢琴，学习也是顶顶棒的。可是，我怎么一定知道，她没有什么可怕的秘密呢？

我怎么知道谁要害我呢？我怎么知道去告我状的不是身边的随便哪一个人呢？我知道什么呢？

我这人可不是发神经病。自从受了处分之后，我老是自言自语的，难怪要发神经病。上初中时，班里有个人因为作弊被学校处分，可我看他整天精神奕奕，处分简直比补药还管用——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为什么我要婆婆妈妈的，一天到晚想着这倒霉的事呢？我不敢保那个初中同学心里到底难过不难过，但他至少在表面上快活得跟疯了一样。我就不行，我根本是什么都不行。

可能吉吉也是这么看我的。不知为什么，我很在乎吉吉的想法，即使她从来不愿意告诉我她有什么想法。这大概是由于我很相信她吧。我明白她一定不会骗我。她根本什么也不告诉我，她又怎么骗我呢？即使樊斌骗我、董智威骗我、赵鸥骗我、李老师骗我——即使人人都骗我，吉吉也一定不会骗我。她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我分明看到她又近又透明地坐在我的对面——她怎么会骗我呢？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近很近的感觉打动了，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透明很透明的感觉打动了，才会走过去把一切都告诉她的吧？除了她，其他人都离我那么远。我这倒霉的人。

还有三个人不会骗我。一个是王海燕——她不骗我是为她自己，她老是告诫自己待人要真诚，好像除了真诚之外她别无生存的目标，所以她这喋喋不休地指挥我往东往西干这干那的人，就不会骗我。另外两个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近对我不怎么样，怪里怪气，可我相信他们是全世界最模范的爸爸妈妈——他们连相爱的事实都不试图对我这倒霉蛋隐瞒，他们还骗我什么呢？他们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是我父母，我知道他们值得信赖。

真的，我怀念过去那个家。我们家这种情况在同学里挺少见的。梁守谦差不多天天补课，他爸妈对他的每一次测验都了如指掌；赵鸥这个人名字听上去像物理单位“兆欧”，我们老说她能量超常，可像她这种能量超常的优等学生，还是要马不停蹄地学英语、学弹琴，连什么劳什子的无线电测像都学——我可上八辈子都没听说过；樊斌的爸爸跟学校的老师比叔叔阿姨还亲，可他每一次到学校里来看望那些亲切的老师，回去对自己儿子准比仇人还凶。我家不一样，我家里人大概有一种不关心下一代的传统——奶奶撇下爸爸一个人，住回老家去，爸妈又不爱多管束我。我正好乐得逍遥自在。依我看，爸妈那血淋淋的爱情也很不错。在他们那代人里，他们俩真是观念先进，结婚后过了那么多年两人生活（瞧，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没逼他们生孩子，一点也不关心）；生下我之后，大概还想保持两人生活，正好我识相地做了个不用他们操心的孩子，所以他俩在医院里就相互递刀子，在家里就相互递盘子——一般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就是希望他到厨房里给她递油递醋、递碗递盆，过分的时候，居然还打发我下楼去买盐买糖、买葱买姜的，真是为老不尊——他们两个一个在单位里做下手，一个在家里做下手，两下一抵消，正好平等，结婚快二十年了，在我面前当一对道貌岸然的父母，在我背后当一对卿卿我我的恋人，社会角色扮演得又投入又到位。哈，我这个儿子，有他们两个当父母，实在是我最大的福气。

可惜，王海燕变得越来越烦人，他们两个像跟她串通好的，也变得越来越烦人。我担心他们别是听到了什么。不对，要是他们听到了什么，还会不来问我吗？处分可是大事。我到这个地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他们了，我就怕他们像王海燕一样，满脸急死人的神情来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我真要吃不消了。不告诉就是不告诉，女孩子干吗事儿那么多，非要找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告诉她对我有什么用？不过是多添一个人替我担心而已，烦也要烦死了。

我不得不抬头看一看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了——浅象牙色的面孔、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清水眼、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个金色气球——是吉吉。

她手里捏支笔，既没笑，也没不笑，静静地看着我：

有个人在我桌对面坐下了。我没兴趣去看那人的面孔。我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还以为在这阅览室里，除了我没第二个人愿意坐这张有洞的桌子呢——可既然有人来，我总不见得把他打出去。我知道，在这个阅览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没有人坐：是那张靠窗的桌子；王海燕总是习惯坐那张桌子，她还习惯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典，煞有介事地把它们全摊开，然后在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气做她自己的事；她那张桌子似乎有什么巫气，即便她根本不来，也不怎么有人坐。听说有一回，一个倒霉蛋坐在那儿，她来了之后一声不吭，噼噼啪啪大力翻开她借来的劳什子词典，把个桌子占去三分之二。那倒霉蛋又坐了十来分钟，在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饱受压迫，越坐缩得越紧终于逃掉了。我很佩服王海燕这种威慑力，虽然有这样威慑力的人不免可怕，可我第一个不成。比方说，现在有个人坐在我对面，写字的时候笔尖钩着纸发出粘连在一起的细小响动，可我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第三章 秦庾

我怀念过去的她，虽然有时爱夸夸其谈，但从来也不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次带她到我奶奶家去玩，在那座怪里怪气的桥上，看到小孩子挺蠢地写上去的话，说的都是某某爱某某——实在地说，这种话真蠢透啦，我当时站在那儿，看这些话感觉非常地不得劲儿——她不知为什么，叫了我一声就哭起来；我不明白她哭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感动，我感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像个神经病似的，只说了句天不早我们要走了；在回去的车上，我终于有机会也有勇气去握住她的手——我觉得那时的她是最最好的一个人，也不夸夸其谈也不假模假式——我感觉她的手指头轻微的动作，偷眼看她，只看到她后颈没有梳进去的几缕浅淡的头发，我真觉得她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可是上个星期她跑到我教室门口，满脸心急火燎的，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简直不认识她啦。幸好上课铃响了，我的声音躲进铃声里，可以对她说我想什么——我不敢正面对她说、不敢直接拒绝她，她那种样子，我简直怕她，我就怕她来摆出一副关心我的架势。我被她气疯啦。她当时听到铃声，忽然住口不说了，但她依然盯着我，好像要告诉我，我不对她说那件绝子绝孙的作弊的事让她多难过，于是我趁着铃声就冲她吼。我吼了句“我凭什么告诉你”，然后我跑回教室里去——她听没听到和我可没关系，反正我说过了，她没听到是她的事，说到底，她说话总是给一些土豆似的家伙听，博取别人的赞美，我说话是为了我高兴说话，别人听没听到我概不负责。我讨厌她把我当成和那些土豆一样的人对待。

我穿过阅览室——我忽然发现这句话里含着一种奇怪的动机——我穿过阅览室，但这次并不是去广播室见王海燕什么的。我穿过阅览室，仅仅因为我比较喜欢阅览室另一头的那张桌子，我要去坐在那里做功课。

“我叫吉吉。”

“秦庾。”

咦，有人在叫我。这声音很轻，很透明，不带什么分量，像一个在空气中晃动着的气球。我还记得，上次在阅览室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声音，透明地说：“人都走光了。”

吉吉！

我坐到比较喜欢的那张桌子前面。我喜欢那张桌子，因为桌子上有一个洞——这儿所有的桌子都挺新，这张桌子也不例外，可是它仍然有个光荣的洞——我看书、做功课时，可以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洞洞里面，摸摸桌子底部毛毛的木头。我小时候学过布袋木偶戏，从那以后就喜欢桌子上有洞，好让我把手指伸进去，不管伸几个，我都有一种演布袋木偶戏的感觉。我学布袋木偶戏，也是因为我特别干净，像小女孩似的，好管，所以老师才推荐我去；我老演邪恶的角色，像《狼和小羊》里的狼啦、《拔萝卜》里的耗子啦、《乌鸦和狐狸》里的狐狸啦——唉，原来从小我就是反派人物，怪不得现在这么倒霉。

说到倒霉，我希望自己还不至于倒霉到那种程度，又遇见上次叫吉吉的女孩子。我差不多都把这码事儿给忘啦，要不是今天到阅览室里，我可准要把这给忘啦。可我一走进阅览室那劳什子的门，就记起她上次站在门口转过身来的动作——她突然站定，然后头微微地一低，不知用一个什么动作转过了身；她的姿态出人意料地飘逸、轻巧，让人错觉她没有重量，只是一只浮在地面上的气球，轻盈、美丽，在我面前晃动着；她的声音也晃动着溶入正午暖洋洋懒洋洋的空气中，她说：

“你常常来阅览室吗？”我没话找话地问。

她把目光从作业上移开，静静看我一眼，答道：“不是常常来。”低下头去做她没完没了的作业。过了半晌，她又开口，对作业本子说：“常常碰到你。”

但我希望不要再遇见这个叫做吉吉的女生了。我其实是全世界最最大的傻瓜蛋。她知道我受了处分，她知道我为什么受处分，她知道我怎么受的处分——她要是知道我这么多事情，我怎么能保她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小时候穿马路差点被车撞死、我演过布袋木偶戏、我有一只给抽筋扒皮的猫叫针筒呢？问题是，她的事我一样也不知道，除了知道她自称吉吉——我甚至还吃不准她是不是真叫吉吉，毕竟，不管怎么说也得承认吉吉这种名字有点荒唐。

我做着功课，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桌子上那个洞洞里面。我这会儿挺悠闲自在的。不悠闲自在的时候，总难免要想起处分呀、王海燕呀、爸妈呀，我耳朵里老是响着那个傻帽儿的青春期老师在破烂不堪的喇叭里读什么经研究决定给予秦庾警告处分——就是那一个个土豆“研究决定”给予我处分，说不定他们还挺尽心尽力地举着他们傻帽儿的手进行表决哪，一个人倒霉起来就这样，连一群土豆也能举手反对你。所以我得趁着悠闲自在的时候好好做功课、过日子。再下个礼拜我们要期末考了——为了会考，期末考提前——我从没那么害怕过考试。

阅览室里的女生永远比男生多，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劳什子的原因。从前我不大到阅览室来做功课，这是近来养成的习惯。教室里老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老是有几个女生在尖声叫喊——最主要的是，樊斌那个人老是要来缠我。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逃到阅览室来。樊斌是那样一种人：他要是拍拍你混账的肩膀说，嘿，别到那儿去，那儿没劲，老子从来也不去，那么他其实就认为他所鄙视的那个地方肯定一个正常人也没有——私下里说说，他自己究竟有几分正常，我还一直在怀疑呢。